“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习主席的一句话，不是文艺表达，而是重拳出击。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史上最剧烈的环保风暴。2017年，在全国，因环保不达标已经或正在被关停整顿的企业，不是几百家、上千家，而是以万为单位计，甚至带来了某些行业生态的重大变化。

　　一方面，环保企业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春天。

　　北京周边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一家EPS（泡沫塑料）生产厂商悬赏数百万，寻求进入三星供应商体系，无果。而环保风暴一来，数百家EPS生产厂商纷纷倒下，仅存寥寥几家。这时三星反而主动找上门来了。这家企业终于扬眉吐气。

　　在这场环保风暴中，环保设备企业订单不断，那些以往对他们嗤之以鼻、不愿理睬的潜在客户们，纷纷抛弃低价策略，转而追求实际效果，主动上门采购。而那些提早就实现达标排放的企业，避免了被关停、整顿所带来的损失，在危机关头赢得了更多客户的信任。那些过去貌似犯不上的投入和不为人知的环保举措，终于被证明是值得的。

　　另一方面，环保督察力度之大，执法之严，速度之快，使得不少中小企业陷入停工、停产的困境，更普遍的影响是原材料涨价，零件断货，波及到了更为广泛的产业链上下游，令本来就“利润薄如刀片”的制造业雪上加霜。

　　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是，此轮环保新政，绝非一阵风。在《中外管理》近期对来自钢铁、家居、餐饮、涂料、造纸等与环保关系紧密的行业从业者的采访中，已然发觉：环保早已从一道是非题升级为全社会的共识。

　　不过，企业对环保政策的理解，把环保放在何等位置，是被动接受还是主动参与，环保仅仅是等于达标排放，还是把环保作为企业未来发展的契机？这些问题仍然在考量着企业家对于企业作为社会细胞的角色认知……是牺牲环境来创造财富，还是解决社会问题而创造价值？

　　环保，实际折射出来的是企业自身价值的认知态度，它更集中体现了一个企业的综合竞争实力。环保，将同其他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样，将无时无刻不考验着管理者对短期和长期，微观与宏观，内部与外部三对矛盾的平衡和把握。

　　环保风暴下中小企业如何自救？

　　2018年岁首的冬天，北京已经连续120余天无有效降水，突破近十年的历史之最。医院里患流感的就诊人士，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一篇《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在朋友圈走红，拨动了不少人的神经。

　　另一个世界里，一场同样严重，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环保风暴”型流感，也在这个冬天蔓延至整个企业界，遍及全中国。

　　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感受到了这场流感的威力，有的咳嗽，有的发烧，有的则进了医院，体质不一样，“病情”就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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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上最严环保督查

　　2016年1月，中央环保督察行动在河北开展试点。截至2017年年底，四批环保督察行动完成对全国所有省份的覆盖。

　　其间，2017年4月，环保部宣布对京津冀及周边传输通道“2+26”城市开展为期一年的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为此从全国抽调了5600名执法人员来执行。这是环境保护有史以来国家层面直接组织的最大规模行动。

　　为了防止包庇，各省市展开交叉督查。针对重污染行业，中央环保督查组曾一天三次突袭广东谷饶镇印染企业。为了防止工厂关门暗地生产的情况，有关部门甚至动用了无人机监察。针对不达标的污染企业，不再贴条，而是直接拉闸限电。据一位企业家称，一个区县因此消失几百甚至上千家企业都是正常的。

　　而拉开这场环保风暴序幕的，正是2015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新环保法》。与此前的旧法相比，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执行副会长李庆瑞将其称为“长着獠牙的环保法”，例如：企业违反排污可以按日连续处罚；严重环境违法可入刑等。

　　根据民间组织自然之友总干事张伯驹的观察：纺织印染行业出现了史上最严格的环境排放标准，很多企业只能被迫转型，虽然有些评论认为过于严苛，但其标准的出台，表明了政府解决环境问题的决心。此次环保风暴无论从力度的持续性、行业覆盖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超以往任何时候。

　　在汽车行业，也因为环保风暴迎来了一些显著的变化。2017年出台的“双积分”政策规定：汽车制造商除了需要降低燃油消耗来获取油耗正积分外，还必须出售足够数量的新能源汽车才能获得相应的新能源积分。在J.D.Power副总裁梅松林看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出如此重拳，来推广新能源汽车，以前很少有车企把新能源电动车作为发展的头等大事，但现在很多车企都开始紧张了。”

　　湖南长沙的松井新材料董事长凌云剑，其另一个身份是湖南省人大代表。他介绍说：“当地政府考核环保是一票否决的。一个环保、一个安全搞不定，政府职能部门的一把手业绩再好，也给你换掉，这是动真格的。”

　　前段时间松井打算进入汽车涂装领域。众所周知，传统的水电镀工艺是高污染领域，而松井开发的PVD工艺洽洽是对传统水电镀的革命性升级。某地政府刚刚听到松井的投资意向，便保持了高度警惕，坚持要到松井进行实地考察。

　　当时，对方环保局、科技局等相关人士一行七八个人来到了松井实地参观考察，审阅完相关材料，发现松井做的产品不产生污染，才最终同意落户。“你会发现，政府招商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现在需要的是绿色GDP，而不是肮脏的GDP。”凌云剑对《中外管理》说道。

　　2017年，一撕得纸箱的CEO邢凯认识到，国家应该用更强硬的力度来推动这件事，毕竟环保关乎国计民生。“我反复听到很多人说，中国有大量的小企业活在生死线上，环保一定要立足国情，很多事情要慢慢来。在这之前，国家推行的诸多环保制度和标准，仅仅是作为推荐标准。做了更好，不做也不违规。所以大部分政策推行后并没有取得实质效果。”在这波环保风暴的影响之下，一撕得的不少供应商甚至在自己的公司名字里加了“环保”二字。

　　在天津海钢板材董事长于茂松看来：带有政治色彩的执行力，比如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等，使得很多行业标准的制定和执行都要严于国外企业的标准。

　　“法律必须要严，你排污造成了整个下游的污染，甚至危害了他人的生命安全，应当受到惩罚。”在91岁的原航空航天部部长、原中国工经联会长林宗棠看来，只有“严”，环保问题才会被企业真正重视起来。

　　但无论如何，环保是大势所趋，必须见到成效。一个数据是：2018年1月3日，北京市环保局公布，2017年北京市全年PM2.5，有9个月月均浓度为近5年同期最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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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保企业迎来春天

　　“环保”这场总该要生的病，使得那些私底下注意“锻炼”的企业，成功抵御住了四面八方袭来的风寒。让他们数年在环保领域的坚持和耕耘，被放大到了客户和公众的面前。

　　秦皇岛首创思泰意达常务副总经理刘炳煌，对此有着鲜明的感受。当年他带头跑业务，跑遍了唐山周边的钢厂。最常见的“招待”就是：“我为什么要用你的东西？”

　　不少企业很“实际”：环保局检查时我设备开一开，平时开设备都费电。尤其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为了备战奥运会，保证183天以上的蓝天标准。北京临时关停了周边的重污染企业，有企业专门找到刘炳煌：“你看，就算我用你的设备，也得关。”

　　那时候，企业买环保设备更多是为了应付检查。一家重污染企业专门去买了一台6000元的射雾器（喷雾降尘设备），放在屋顶上给检查的人来看。但后来污染物居高不下，在政府的要求下安装了监测器。结果，这家企业到处询问，哪里能买到好的射雾车。最后，购买了思泰意达的一台价值60万元的射雾车。“现在客户更重视效果，所以签合同也跟以前不一样了。环保治理以达标为主，效果没达标就不能验收。”不少当初拒绝刘炳煌的企业，如今都纷纷成了回头客。

　　一体式雾炮抑尘车

　　在天津海钢板材董事长于茂松看来，环保问题跟企业发展战略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定位在价格战，上这么昂贵的设备肯定不合算。因为成本增加，产品在价格上是没有竞争力的。但如果企业走的是品牌、质量、服务，按这条路子定价，反而可以养活设备。”

　　根据自然之友总干事张伯驹的了解，像万科和万通这样的房企，在绿色发展领域就做出了表率。他们的环保意识不仅体现在最终的产品上，而且还和数家同行推动了房地产行业的绿色供应链行动，例如：他们对水泥、钢筋、板材等一系列的产业建立环境表现标准体系，只采购符合环保标准企业的产品。“作为行业的龙头企业，他们带动了整体产业链的绿色发展。”

　　环保风暴带来最显著的影响是竞争环境的改善。劣币驱逐良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众山投资董事长吴忠恒看来，“环保风暴让大厂更自信，让中等厂可以升级，让小厂不敢做了，或者转型做更好的。”首创思泰意达常务副总经理刘炳煌认为，在经历供给侧改革和去杠杆以后，现在的经商环境比以前好多了。制度严格会让让企业自觉向善，不作恶。

　　环保对再生资源行业而言，意义同样重大。

　　“千家万家，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这个环保怎么做呢？环保是要有成本的。不管是哪个行业，集中度更高，才可以推行环保措施。”在湖南万容科技董事长明果英看来，环保风暴关闭掉了散乱污企业，有利于环保的集中处理。

　　“过去为什么再生资源行业发展不起来，就是因为太分散。正规企业上了环保设施，上了机器设备。但是个体户不用，反而把原料抢走了。所以大企业就吃不饱。”转型做资源回收处理的明果英深有感触。

　　在最近一年多时间里，万容签订了二十几个框架协议，十几个项目同时开工建设。明果英看到，不少业主在选择垃圾处理企业时，非常慎重。有的一次定不下来，还要两次、三次，甚至经历四次考察，才最终敲定。

　　原航空航天部部长、原中国工经联会长林宗棠对《中外管理》直截了当：“环保问题简单不简单？其实很简单！主要还是下没下决心，重视不重视，企业甚至可以拿出销售收入的10%-12%进行环保投入。”

　　“2016年以前，环保对企业而言，是成本；但2017年以后，环保就变成企业的重要竞争力，甚至是企业可经营的基本资质了。”一撕得CEO邢凯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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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的泥淖

　　但现实远比人们看到的更复杂。

　　中国大量中小制造型企业处于生死线边缘，“制造业的利润已经比刀片还薄了!”在2016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直指制造业生存境况。此次环保风暴让本来就处于风雨飘摇的中小制造业，更加艰难。不少企业纷纷陷入停产整顿、采购间断、信用危机等困境。

　　环保风暴带来最广泛的影响，是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激增。

　　在于茂松的印象里，钢铁企业从2014年开始大面积亏损，2015年钢铁更沦为“白菜价”，每斤约7毛钱。当时全国只有一两家钢厂不亏损，其他全部沦陷。

　　但是，从2016年开始，在供给侧改革的政策下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之后，“2017年钢厂反而都赚钱了。2015年每吨亏损将近100元，2017年每吨反赚1000元”。因需求增长、政策利好、环保限产等综合因素，使一家钢铁企业居然三天赚了一个亿。

　　尽管钢厂赚得盆满钵溢，但实则是下游企业为之买单。据于茂松介绍，整个钢铁产业链的利润几乎集中在上游。而下游80%-90％的企业是亏损的。到2017年下半年，中国的钢铁出口量呈现断崖式下滑。从2016年开始，全世界最贵的钢铁在中国。但是，2015年、2016年、2017年钢铁的出口量依次为：1.1亿吨、8000万吨、6000万吨。

　　在造纸行业，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从业者透露：“为什么贵呢？环保突然严了，工厂开工不足，甚至很多工厂停产，国家专项行动查获进口废纸，进口的部分减少了，供需平衡就被打乱了嘛。”

　　当然，除了原材料，涨价的还有能源燃料。一位企业家透露：2017年9月份天然气的价格是2.2元左右，到了12月份，价格就翻了三倍。如果一家企业一天的天然气消耗量是七八万平方的话，就天然气一项，成本就增加了30多万元。

　　但是比涨价更要命的，是供应商的断货。

　　2017年9月，一封因供应商断货而向政府发布的《紧急求助函》在网上传播。全球知名零部件供应商舍弗勒投资（中国）有限公司，旗下的滚针供应商某公司因环保原因被关停。

　　而由此引发的直接影响是：零部件缺货。

　　据称，该公司的关停，将间接导致49家汽车整车厂的200多款车型陆续全面停产。因为供应商是独家，如果更换新的供应商至少要3个月左右的时间。而预计滚针的供货缺口将超过1500吨，理论上将会造成中国汽车产量300多万辆的减产，相当于3000亿人民币的产值损失。断货导致了很多企业有单不敢接。

　　其次，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资源的浪费。

　　因为环保停产整顿等原因，不少制造型企业，其生产设备大多是连续性设备，停一次再开一次，直接损失甚至可高达几十万元。

　　有时候，环保政策变化异常之快，也产生了企业刚刚按照新政策执行下去，匹配好设备，但标准又上调了的不适应症。尽管标准的出台会带动一系列设备厂家的繁荣，但政策变动太频繁，也给企业带来巨大损失。

　　一个真实的案例是：一个天津的砖窑老板，为了进行环保升级，几乎把身家性命都投了进去。投资改了天然气，相关手续也都办齐全了，但刚把天然气装好，准备投产的时候，却被告知该行业在本市被取缔了。老板直接精神崩溃了。

　　损失是一连串的。尤其对于一些出口型企业而言，损失不仅仅来自于停产，如果连港口都停运，就意味着毁约。“企业是依靠信誉生存的，你定好了订单都保证不了时间。这个损害可能是很难计量的。”天津海钢板材董事长于茂松说道。

　　他算了一笔账，被关停的散乱污企业，仅天津静海区就多达2000多家。一家按10个工人算，失业人数就多达2万多人。

　　“但是如果再不投就是死路一条。这是你的必由之路，只能这么做，这是生和死的问题。”于茂松语气坚决，但也透着些许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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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保：一种经济行为

　　不少企业把环保当成一种成本，甚至是一种额外的负担。这就意味着“环保”这件事需要企业家付出额外的“道德情操”才能最终达成。但事实上，根据《中外管理》记者调查发现：那些环保风暴中的先行者，大多出于对自身企业长远利益的考量，而不仅仅是道德，才决心投入并践行的。

　　很难想象，在浙江义乌，一家只生产吸管的工厂——双童吸管，竟然早在2004年就规划并投入了企业厂区的整套节能降耗设施，每年为双童节省200多万元，截至2017年累计节省了3000多万元。

　　以设备余热水循环系统和余热采集系统为例，双童把所有经过模具的50度温水收集起来，处理之后用于员工洗澡、洗衣等生活用水。同时，董事长楼仲平引进了日本的相关技术，对设备余热和废气进行采集并回收，再通过空调管道输送到需要加温的车间和工段。仅在这一项上，双童每年就节省150多万元，更是消灭了企业产生的污染和排放！

　　“当时，我们没有那么伟大，也不是说我思想觉悟有多高，但这样做一年能省下200多万，我何乐而不为呢？我是一个商人，商人的本质就是去追寻利益最大化。”楼仲平对《中外管理》说。

　　在楼仲平看来，日本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也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但是日本社会转变得非常快，他们一直把节能降耗、环境治理当做效率提升的一种手段。在日本，节能降耗从来没有政府过多的推动和宣扬。

　　无论如何，环保是一种经济行为。

　　“法治是不允许你做，利益是吸引你不做。”众山投资董事长吴忠恒说道。众山投资一直在致力于一次性餐饮用品行业产业链整合平台。在他看来，不少一次性餐饮用品企业转型升级做环保产品，和环保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不少企业是从低端产品开始做起，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以后，就逐渐提高门槛，进军高端领域，产品就越来越环保，这并不是靠环保意识来吸引的，而是因为利益。

　　作为民间环保组织的带头人，张伯驹在和企业打交道的过程中也有同感。作为环保组织，不能只说环保人的话，而是要说让企业听得懂的话，“我们要跟他们讲市场、盈利、融资、ISO，而不是说环境、绿色、生态。环保对于企业而言，意味着风险控制、市场机会、品牌形象。”

　　在一撕得CEO邢凯看来，环保不达标的企业，应该实行不同的成本结构，通过税收来进行调节。因为花一块钱去污染，可能要花十块钱去治理。

　　尚和管理咨询总经理胡光书甚至认为，部分企业适应不了环保只是一个结果，或者一种表象。环保的响应能力，实际上是企业综合经营能力的反映。很多时候，部分企业的经营能力，代表着一种落后产能。在他看来，目前大部分中国企业的思想，还处于早期“供不应求”——生产什么就卖什么的阶段，而欧美、日本企业早就进入了“市场导向”阶段。

　　以家居板材行业为例，不少企业被环保一击就倒，原因就在于陈旧的技术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脚步。不少板材产品同质化明显，产能严重过剩。一位板材行业资深人士感叹：“一个年产值几百万的板材厂，搬厂要投入150万，这种情况下，还干不干板材就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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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他”经营哲学

　　但如果企业存在的目的仅仅只是为了盈利，则会出现很多古怪的事情，例如：环保企业有时候甚至成了环境破坏的罪魁祸首。

　　在污水处理行业，企业把污水处理最末端浓度最高的污泥随意抛弃。打着生态旅游旗号的旅游公司，很多时候都是以生态为代价来吸引旅游者，造成更多不环保，最后带来生态灾难。

　　在十几年前，福耀玻璃在吉林双辽有一家浮法玻璃厂，因为当地有一个砂矿。一次，曹德旺从一个德国留学生那里得知，通过现有技术砂洗洗不干净，德国有一种技术可以实现。于是福耀就买来设备，并且做了环保认证，投入了近千万。投入之后，有老百姓出来抗议有含氟的污水排放，于是福耀玻璃就把污水交给了污水处理厂，处理完之后排放。

　　但后来老百姓又提出一个问题，洗出来的矿渣怎么处理，政府又给出一个方案：堆到岩石坑里去。老百姓就说岩石坑会渗怎么办？后来，曹德旺一想：氟污染会导致人的头发、牙齿掉光，到时候你赚钱又图什么？

　　于是曹德旺就果断下命令关闭了这个砂矿。而前期加起来近亿元的投资也随之而去。后来，福耀只有从辽宁本溪买矿回去，每年要多花1000多万的运费。曹德旺“不过”了吗？

　　“做企业是为什么呢？我们努力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但是住到病房里面去治病，那你说你改善什么？作为企业家这是绝对不行的，这是不负责任的事情。”曹德旺的话语非常朴素，但所蕴含的社会责任感，在中国企业家群体中还不多见。但如果想清楚企业和企业家存在的本质和意义，环保这件事情似乎也不那么难。

　　在双童吸管董事长楼仲平看来，“商人的本质，就是以利他去换取利己。表面上是利他，但是实际上是利己，这是商业定律当中的一环。”

　　中国人把稻盛和夫的“利他”思想，看成一个非常高尚、触不可及的思想。但尚和管理咨询总经理胡光书认为，“利他”实际上是一个基本的生存法则。如果不能对外部做贡献，企业就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他认为，虽然一个常见的说法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认为人是自私的，但很多人不知道，自私是有一个前提条件的，人基于自私所以要去交换。正因为自私，才能通过交换给别人提供价值，从而获得自身价值。所以，利他不是一种高尚的追求，本身就是一种普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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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色经济时代

　　“战略上重视是毫无疑问的。但如果在战术上，产品生产过程没有解决，就是没有用的。环保就等于没有落实下去。”胡光书说道。

　　不少企业家认为，主要有两个手段来应对环保问题。首先是减少使用，其次是资源化。例如：把彩壳纸箱包装，转换成塑料吸塑包装，大幅度减少了资源浪费。

　　万容科技董事长明果英从事固体废物处理领域十多年，包括家电拆解、报废汽车拆解、废钢、废塑料的回收利用，他发现在这个行业有一个痛点，就是从业者把有用的东西提取出来以后，把没用的残渣到处丢弃。本来是资源回收再利用，减少对环境的伤害，结果反而造成了二次污染。

　　后来，明果英提出，再生资源行业要依靠科技，“吃干占尽”。以前拆解报废的汽车，需要使用氧割工艺，过程中会产生很大的烟气。万容创造了一种机械剪，像一把大剪刀一样，直接把零部件“减下来”，但精度又足够高。最后，所有的残渣都通过一种热解技术，使其最后转化成碳和油，二恶英的排放几乎没有，更把残渣转化成了燃料。

　　在明果英看来，过去垃圾处理是把无害化放在前面，现在是把资源化放在前面。以油漆桶为例，它属于危险废物，如果随便丢弃，就会对土壤产生影响。有的地方收取3000-4000元一吨的处理费，而2018年开始收取环保税以后，一吨危险废物就要交1000元。在国外，有很多工业园区内部之间相互协同、依存，一家企业的废料可以成为另一家企业的原料。明果英建议，像油漆桶之类的用品，企业可以做再成生桶或者送给有需要的供应商。

　　在《蓝色经济》一书里，“蓝色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区别在于：绿色经济模式虽然环保，充满善意，但政府往往会补贴更多，企业也要投资更多，消费者支付更多，最终的结果就是用较多的成本达到同样甚至更少的产出。而蓝色经济的目的，不但是要节约资源和环境友好，而且要在保护、调适、增值自然系统的同时创造经济价值。

　　技术是实现“蓝色经济”的唯一途径。拿最近几年比较火爆的3D打印技术来说，它是否将有助于环保呢？91岁的原航空航天部部长、原中国工经联会长林宗棠在几年前开始对3D打印着迷。

　　几年间，他联合3D打印研究院，自主设计了100种工业上最常用的机器零部件，依靠家里的几台3D打印机，就能打印出各种零配件，这种方式几乎不产生任何工业废料和废气排放，甚至连原料不锈钢粉、铁粉都可以通过资源回收获得。可见，如果3D打印未来在企业得到普及，将大大助力企业的环保升级。

　　这场环保型流感还将持续。

　　2018年1月1日，环保税征收正式实施。有人说，2016是环保政策元年，2017年是环保政策爆发年，2018年将是环保政策落实年。这可是动真格的。

　　对企业来讲，“即便得了重感冒，也未必是一件坏事，从医学上讲，感冒是在帮助人排除体内毒素，是形成新的免疫力和增强抵抗力的有益过程，对人的健康长寿是有好处的。环保风暴是全面体检，更是一剂猛药。”天津重钢机械装备董事长李坤形象地总结。

　　的确，那些杀不死你的，最终会使你更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