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农村生活燃料约40%依靠散煤，且散煤获取渠道多，成本相对比较低。在大气雾霾形势严峻的背景下，农村能源革命提上日程，散煤治理刻不容缓。同时，近年来，各类农村可再生能源技术和产品在很多地区得到推广普及，但散煤替代尚存诸多障碍。

　　农村散煤治理从未受到如此重视。这是压力也是机遇。借助散煤治理，农村能源革命也迎来了新的契机。散煤究竟对农村意义如何？各种替代措施还面临哪些挑战？农村能源革命关键是什么？

　　针对这些问题，相关媒体采访了在农村能源领域深耕30年的农业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首席专家李景明。

　　散煤仍是农村能源“主力军”

　　中国能源报：从农村能源角度来看，散煤治理面临怎样的形势？

　　李景明：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界领导人对农村能源都给予了很高关注。特别是本世纪以来，国家已从中央层面投入400多亿资金，专项支持农村能源，包括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与利用，及通过省柴节煤炉灶炕实现节能减排。

　　在2016年12月21日召开的第十四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针对北方冬季清洁取暖，习近平总书记指明方向，提出要尽可能多地利用清洁能源，宜气则气、宜电则电，解决北方居民冬季取暖问题。所以，当前推动农村节能减排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消除散煤对大气的污染，正处于一个非常好的时期，总书记是直接关心的。

　　中国能源报：当前散煤在农村的总体使用情况如何？

　　李景明：目前，我国农村能源消费结构依然以煤炭、农作物秸秆和薪柴为主，这三项占农村生活用能的70%左右，甚至更多。这种能源利用形式，首先导致严重的室内污染。根据卫生部门统计，我国农村地区，特别是农村家庭妇女患眼疾和肺部疾病的比例，高于城市居民十几倍。

　　同时，上述能源利用结构导致大气雾霾形势严峻，农村地区及其辐射的城市地区，生态环境污染备受关注。

　　具体来说：

　　散煤的组织燃烧难度大，燃烧效率低；

　　小型分散的民用炊事和取暖装置，难以采取高效的减排措施；

　　散煤使用产生的颗粒物排放高，对大气雾霾的形成有一定影响。

　　但我认为，散煤对我们农民的生存、农村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根据史料记载，我国散煤使用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

　　目前，我国农村生活燃料约40%依靠散煤，且散煤获取渠道多，成本相对比较低。因此在农村地区，无论现在，甚至可能未来若干年以后，散煤都仍是被广泛使用的首选能源形式。

　　中国能源报：散煤是否为高污染燃料？

　　李景明：煤炭是我国能源结构中最大的组成部分，且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可能改变。同时，任何一种能源品种都不是天生的“高污染燃料”，关键在于要有与其相匹配的燃烧装置。有些地方政府和部门把散煤列为高污染燃料，我觉得还是值得商榷的。

　　此外，通过选择一些清洁煤炭，如低硫无烟的优质煤或进行清洁处理的原煤，再选择与之配套的清洁燃烧装置，可以降低散煤使用排放。在此方面，还需更多的考虑，因此散煤本身是没有错的。

　　散煤替代尚存诸多障碍

　　中国能源报：以可再生能源替代散煤存在哪些问题？

　　李景明：近年来，各类农村可再生能源技术和产品在很多地区得到推广普及。如各种规模的沼气工程、生物质成形燃料或以农作物秸秆作为燃料的气化装置，及在部分农村地区丰富的太阳能、风能、水能、地热能等，均被利用起来。这些都是散煤治理的解决或替代的有效方案，在很多农村地区取得很好的效果。

　　农村可再生能源有其自身优势。这些可再生能源属于清洁生产、循环利用和绿色发展的范畴，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政策，也得到了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但其推广过程中，仍面临很多障碍和问题。

　　由于农村可再生能源固有的特点，如资源分散、密度较低、可获得性所需要成本较高等，终端市场和用户尚未被培养出来，现阶段完全靠市场化推动难度很大。所以，现阶段还应依靠国家政策来推动，如政府补贴进行示范推广。

　　中国能源报：您如何看待近年来各地采取的散煤治理措施？

　　李景明：商业化、市场化是未来散煤治理的目标，但在起步阶段，完全靠市场化推广是不太现实的。

　　以京津冀地区为例，特别是北京市，目前采取了一种“极端”方式。以气代煤、以电代煤，不仅应用于城市，甚至渗透到农村各个角落，导致政府负担陡增。

　　北京模式有其自身优势作保障。北京市财政资源非常雄厚，由于中央政府在此，它有能力调动全国甚至世界的资源来维持这样的政策。但是对于北京周边的天津或河北地区来说，并不具备这样的优势，这些地区也已出现了许多农民不愿接受煤改电、煤改气的状况，因为禁煤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经济负担。

　　我在调研中曾发现，有些河北农民宁愿不要政府补贴，也要想办法获取散煤来燃烧。在此背景下，对于部分地方政府制定的2017年减煤目标，我相信一定可以实现，但此后的补贴政策能否持续，煤改电、煤改气能否持续就很让人担心了。

　　尤其对于煤改气，目前我国三分之一的天然气和三分之二的原油需要依靠进口了。试想，如果大规模推动以气代煤，我国的能源安全又如何保证？

　　此外，为实现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城镇居民集中供暖也成为有关部门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但对于大部分分散的农村居民来说，很难使用这种集中供暖的方式，且仅仅靠以气代煤、以电代煤集中供暖的方式恐怕也不现实。

　　再有，前年北京市政府和个别部门曾把散煤甚至生物质成型燃料都列为高污染燃料，这与我国现阶段的法律政策，如可再生能源法、可再生能源发展产业政策等相悖，也引起了业内极大反响。

　　为居民提供公平的能源服务

　　中国能源报：您认为散煤治理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李景明：首先是要在燃料上想办法。散煤治理不应仅在散煤本身出发，还应从农村地区的一些自然资源，选择可替代的方案。如生物质成型燃料、低硫无烟煤及沼气等，都是可以替代传统散煤高污染的解决方案。

　　其次，要在炉具上想办法。可借鉴工业领域的先进技术手段和设备等减排措施解决燃煤污染的方法，在农村地区散煤燃烧过程中，推广高效低排放的节能环保炉具、炕灶。

　　再次，还要在配套设施上想办法。在北方地区可以利用被动式或主动式太阳房，及采用建筑节能材料，增加住宅的保暖性，提高能效，减少用散煤使用量。

　　中国能源报：除了散煤治理，目前整个农村能源发展如何？

　　李景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2月第一次提及农村能源革命问题。实际上，农村能源革命涉及多个方面，不仅包括“散煤革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增加清洁能源比例，为我国农村居民提供公平、与城市居民同等的能源供给和社会化服务。

　　此外，在推动农村能源革命的过程中，还应充分考虑农村基础设施、农民接受能力的现实状况。现在城市居民能够无忧使用天然气，而且享受国家在基础设施上的相关补贴，在无需花费体力及过多财力的情况下，就能享受到清洁能源和各种贴心的服务，但是绝大多数的农民却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

　　中国能源报：您认为顺利推动农村能源革命的关键是什么？

　　李景明：我国的农村能源建设在三十多年前就有“因地制宜、多能互补、综合利用、讲求效益”的十六字方针。这十六字方针在当前的散煤治理领域依然有用。我们应充分考虑到农村现实情况，提出和制定分步走的方案与目标，而不是走极端、一刀切。对于煤改电、煤改气，应该设置合理的阶段性目标，有一个分步走的过程。

　　虽然我们现在从事的是农村能源领域的工作，但终极目标却是革我们自己的命。希望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随着全体中国公民都能够享受到同样的能源供给和服务，消除能源消费上的不平衡，最终实现农村能源革命。